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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鲜万奴(十五)之禁与不禁,都是游戏
发布时间:2019-08-03
 


其实,把道学定义为“伪学”,只是韩侂胄的政治斗争手段,而不是存在什么学术不端或者学术争议,只是政治过度的干扰学术,学术便失去了他的灵性,成为政治的附庸和权力的跟屁虫,同时也成为可怜的牺牲品。

 

因此,在宋宁宗庆元二年,公元1196年,韩侂胄的“伪学之籍”政策出台,凡是得罪过韩侂胄一党的人,以及不符合韩侂胄胃口的书籍,都在被打倒之列。

 

倒霉的,包括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
 

这样的做法,不但完全背离了宋朝 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建国策略,更是直接把宁宗爷爷宋孝宗百家争鸣的努力,一扫而光。

 

党禁、党争,最有代表性的事件,是庆元六年,也就是公元1200年四月二十三,一代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,元明清三朝官方哲学奠基人,朱熹去世,享年70岁。

 

作为与孔子齐名的“朱子”,大成殿十二哲之一,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,儒教集大成者,受后世祭祀,朱熹弟子满天下。

师父死了,徒子徒孙们当然要祭奠起来。皇帝可以不认亲,不论孝;儒家弟子们可不能不尊师,不懂礼。

 

于是,离得近的,就到朱熹家里去祭奠;离得远的,去不了,就自己在家里设置灵位,在家吊唁。

 

这样全国规模的祭祀活动,让韩侂胄极其的紧张,下令禁止祭拜朱熹,大张旗鼓进行打压,抓了很多人,让很多胆小的人,放弃了自己的骨气,低下了自己的头颅。

淡然的人,遁走江湖,明哲保身;软弱的人,“过门不入”,公开和朱熹脱离关系。

 

但有一个人来了,这个人曾与朱熹同游武夷,也曾一起共论天下,更是互有致辞,惺惺相惜。


他,辛弃疾。

 

辛弃疾,视韩侂胄禁令如无物,前往福建九峰山下大林谷,坟前哭祭,并写下流传千古的悼词,“所不朽者,垂万世名,孰谓公死?凛凛犹生!”

 

历史,证明了辛弃疾,也证明了朱熹。

 

案上数编书,非庄即老。

会说忘言始知道,

万言千句,不自能忘堪笑。

今朝梅雨霁,青天好。

 

一壑一丘,轻衫短帽。

白发多时故人少,

子云何在,应有玄经遗草。

江河流日夜,何时了。

 

党禁最大的遗毒,并不是政局乱乱糟糟;大家为了生活的更好,拥有更多的资源、财富、权势,相互倾轧,尔虞我诈,战天斗地,这是人的动物性的具体体现。

 

党禁最可怕的,是人们不敢说话了,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话都不敢说,只是不敢说真话,不敢讨论公共话题,唯恐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。

 

“绍熙之前,为士者喜言时政,为吏者喜立功名。庆元之后,世俗毁方为圆,变真为佞,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。”

 

这就是结果。


这就是自庆元元年,到嘉泰二年,自1195年到1202年,持续七年的党禁,给南宋小朝廷带来的后果。

 

可悲啊可叹。

 

1202年,宋宁宗嘉泰二年二月初九,随着对赵汝愚的平反,对朱熹的再次尊崇,意味着党禁的开解。


然而,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,一纸诏书,是否真的可以“真伪已别,人心归正”?

 

恐怕,没那么简单。

道德规范、价值观念的形成,需要几代人上百年的努力,才能算是略有成效;但在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荡涤和清扫之下,顷刻之间,大厦坍塌,是非颠倒,人人自危,明哲保身才是王道。


这重建,又需多少岁月?

 

有人说,庆元党禁,是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。

此言不虚。

 

而所谓的开党禁,只不过是积弊良久,政争眼看着就会变成民变,不得已而为之,诚心几分,值得商榷。

 

只需看那韩侂胄,依然权势熏天,依然骄扬跋扈,就知道,这不过又是一场重复的无聊的游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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